切入正题之后,霍米巴巴倒是讲得不错。他强调了一个理念:发展应当注重“过渡”,而不是“变革”,要珍视过渡的每一个阶段。具体意思是:我们不能通过牺牲今天以达到明天的彼岸。明天是否真的美好仍然是一个未知。霍米巴巴坦承,印度发展中的问题不少,如基础设施是瓶颈,还有每年自杀的农民不少,而且各方对此一筹莫展。霍米巴巴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呼声:“变革,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。”
杜维明还问了一个为什么?为什么人们总是以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相比?在杜维明看来,这是中、西文化比较的一大误区。杜维明特别提到,鲁迅笔下的阿Q被用来与西方的民主相比,影响很不好。说得不错,我们不能总是以自己的下马去打别人的上马。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太监,但也有侠客和义士:“白虹贯日,彗星袭月,苍鹰击于殿上。”面对暴君,侠客、义士视死如归:流血五步,伏尸两人。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敢于挑战黑暗的勇士,这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。
但有一个关键问题杜维明没有提,那就是国人何以总是向世人展现自己丑陋的一面。鲁迅为什么如此激烈地批判孔子?当今中国许多学人中何以有与鲁迅同感?何以对孔子和孔教如此深恶痛绝?杜维明更没有问,为什么中国皇帝大多爱煞孔子?或许,杜维明问过自己这个问题,而且已经有了答案,但显然他不愿意公开提出这些问题。无独有偶,孔教本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提问题,也不让别人提问题。《论语》是典型的有结论,没有思辨和论证。但研究哲学就是要提问,要思辨,要讲逻辑。《论语》与其说是哲学著作,不如说是警句和格言的汇编,东拉西扯,缺少内在逻辑性。
对于自己文化的弊端,杜维明如此害怕露怯,是一种严重不自信的表现。其实,批评性地自我审视,并不有损于一个民族的形象。鲁迅为中国人赢得了尊敬,至少是在日本和韩国为中国人赢得了尊敬。俄罗斯的《日瓦格医生》和《古拉岛》,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《生命难以承受之轻》,也都是对本国制度和本民族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作品。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损害俄罗斯和捷克的形象。恰恰相反,这些作品赢得了世人对这两个民族的尊敬。或许,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学表现形式不到位,是因为中国没有好的文学家。果真如此,我们就要问: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家?或许,这个问题与尊孔无关；或许,这个问题还是与尊孔有关。
那么杜维明为什么如此在意中国文化的形象呢?具体说,杜维明为什么如此在意孔子的现象呢?原因可能很多,杜维明五卷本文集中应当有些解释。但我以为,只有抬高孔子,杜维明方能有资本与西方哲学学者平起平坐的资本。孔子有光辉形象,作为孔子的嫡派传人,杜维明就可以与西方的哲学教授们平等对话。西方教授们也是有来头的:或是康德的代言人,或是黑格尔的形象大使,还有基督的化身。如果孔子不灵,如果孔教不灵,那么孔子的传人自然无法与其他先哲的传人平起平坐:可以谈论孔子,却无法挟孔子与西人对垒。
杜维明还对北大的同学们提出了一个殷切希望,就是对话时要注重平等。对话中不仅要听对方说话,还要专注地听,要“深度倾听”,否则不是真正的平等对话。杜维明与霍米巴巴的对话也表现了充分的平等。但是平等的难处在于,不仅要平等对待地位高于自己的人,平等对待与我们地位相同的人,也要平等对待我们自以为其地位或学识不如我们的人。
杜维明没有做到后者。2009年9月15日至20日,杜维明出席在北京召开的“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”并作主题发言。提问阶段,一位中国学者对杜维明的尊孔立场提出质疑。杜维明几乎是脱口而出:“任何一个懂儒学人,不会问出你这样的问题。”一时间全场哑然,台上、台下非常尴尬。
哲学不是考古学。杜维明对孔子有一种理解,新加坡、台湾和韩国对孔子各有其理解,东南亚的华人对孔子有一种理解,洋人对孔子又有一种理解。文化是一种体验,对文化的理解无不打上人们自身经历的烙印。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大陆人对孔子也有自己的理解。而同是大陆人,奴隶总管和奴隶对孔子应该有不同的理解。坐在哈佛大学或北京大学的书斋里,教授们可以喝着咖啡或品着“龙井”诠释孔子。在工厂、农村的广阔天地里,知识青年也可以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感悟孔教。何以杜维明所理解的孔子就是大家所理解的孔子?难道只能以歌颂的方式热爱自己的文化,就不能以批评的方式热爱自己的文化?难道鲁迅的理解就是异端邪说?
真正的学者是虚怀若谷的,大师更是虚怀若谷。真正的大师很少,见到他们的机会更少。我有幸见到过一位,而且旁观了他与听众之间的对答。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·德沃金是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,特别强调个人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性。德沃金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演时遇到了一位女生的挑战。女生表示,她就是认为集体比个人重要,就是认为应该先集体后个人。五百多人的会堂内鸦雀无声,气氛紧张,不管是支持德沃金先生观点的,还是反对他观点的,都静待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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